司法不能承受道德谴责之重

  主审法官“送错地方”的表态,注定是公众愤怒情绪的催化剂。但我更愿意首先将王建民死亡案视为一个法律问题,而非一个群情激昂的道德问题。从法律角度看,司法裁判者一旦要做出医院承担责任的判断,就必须认定法院有救助病人,更确切地说是生命垂危但却无钱病人的法定义务。

  虽然救死扶伤是医院的天职,但这种抽象的道德义务并没有进入法律义务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遍及有关医院的法律条文,我们查不到有关医院必须先行救治病人的强制性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感情怎么地无法接受,必须尊重法官在这种情与法的抉择中尊重法律理性的决定。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生命是至高无上的通行证这一价值准则,但却必须首先解决这样具体的前置性问题:医院有没有无条件先救治的义务。没有这一强制性规定,单纯的生命之上的道德说教是无法解决现实中选择并不那么泾渭分明的问题。更何况,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以基于“人死在医院”的道德义愤做出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极端冲突的个例,而不是制度设计时应有的以“常态”作为逻辑基础的准则。

  我不想为医院辩护,但必须指明的是,责任的承担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如果需要医院承担“先救治后收费”的义务,就必须由政府设定相应的基金来弥补由此带来的经济风险。我们虽然不一定认可,但却必须承认和接受这种站在医院立场上的“经济人”的理性经济考虑,这跟“医疗腐败”、“医疗过度市场化”是不同的命题,也是不同的价值判断,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后者来批驳前者。

  我倒更愿意将这种对司法裁判者的道德谴责,解读为某种对立和冲突情绪,在这一极端事件和时间点上的全面爆发,比如医患关系紧张、医德的滑坡甚至是行政管理上对“无德医院”监管和惩处的不力等等,而个案不过是这所有问题的导火索。让个案的司法裁判者去解决这一宏大的“法外命题”,不仅是其所不能承受之重,更会导致在个案中,“宏大的实质正义”对“个案的实质正义”的褫夺。

  生命的逝去固然让人遗憾,但这种极端的矛盾冲突并不能成为认定某种价值判断的全部逻辑前提。法院作为中立和客观的裁判者,其裁判的边界只能是法律的界定和授权,它不可以自行创设强加于医院的义务,从而让医院承担责任,以实现公众所期待的“实质正义”。因为假如这一命题成立的话,司法就可以依据同样的理由去攫取立法权、行政裁量权等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那样,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会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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